因为农民市民化和土地财产权利挂钩，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逆城市化”的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已经在减缓。数据表明，2006-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平均每年提高1.58个百分点，“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平均每年只提高0.98个百分点，速度都在下降。中西部地区到目前为止还在加速，但2014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49.8%，西部地区是47.4%，已接近50%。“十三五”期间，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也会逐步减速。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会下降，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这叫城镇化转型。

　　中国城镇化减速的原因何在

　　一是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无论是我们的测算，还是联合国的测算，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都在68%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城镇化率30%~70%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区间，其中，50%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为加速阶段，之后则为减速阶段。预计2033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将近20年的城镇化快速推进空间，但这个快速推进是一个减速的推进。

　　二是发展理念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十三五”规划中，中央提出“五大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理念。过去中国的城镇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资、低成本来支撑的。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这种低成本的支撑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过去我国的工业化靠的是劳动力低工资、土地低价格。再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没有支付并不是不要支付，只是延期支付。以前没有支付，现在和以后就要支付。还有就是资源价格扭曲，环境污染成本向社会转嫁，比如雾霾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资源价格没有把真实成本反映出来，这种依靠低成本支撑的粗放城镇化路子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是城镇就业需求会下降，就业岗位增长速度也会下降。中央提出要创新驱动，加上工资上涨较快，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将会使很多企业采用机器人或者更多的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需求会下降。

　　四是市民化的影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跟城镇化是分离的、脱节的。市民化的成本被延期支付了，接下来要补市民化的短板。我们曾做过测算，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人约为13万元；北京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集中城镇化地区人均为51.2万元，非集中城镇化地区人均为20万元。考虑到市民化成本，我国未来的城镇化不可能推进得太快。

　　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水平高低问题，也不是速度问题，而是质量太低，就是现在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太大，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核心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但现在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出现下降趋势。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2014年以来许多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只有30%~50%。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下，由于城乡福利差异大，农民强烈希望进城，但因体制政策方面原因，农民进不来。这些年来中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城市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中小城市全部放开，鼓励农民进城，但农民却不太愿意进城。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明确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二是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三是农民的预期不断增加，未来发展选择的机会也在增多。从发展机会、预期的角度看，这是农民市民化意愿下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通城乡之间的联系通道。

　　城乡收入差距已出现持续缩小的态势

　　2009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09年是3.33，2015年是2.90。那么，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还是短期的趋势？我以为，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就是说，未来中国将进入城乡收入差距稳定缩小的新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和我国的发展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是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过去以城市为导向的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会下降。未来我国的小城市、小城镇、农村地区将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二是近年来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有利于农村地区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也有利于农民增收。要让农民增收、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不就是城镇化吗？三是在新的阶段，中央、地方政府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投向“三农”领域。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新形势下农民增收的难度日益加大

　　城乡收入差距要缩小，不是去压低城市居民的收入，而是要想办法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这些年来，农民收入增长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农民增收高度依赖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家庭纯收入的比重，1990年只有20.2%，2013年提高到45.3%；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3年的42.6%。

　　从农民增收的贡献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大幅提高。1991-1997年，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率只有26.8%，2010-2013年提高到52.5%，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贡献率由68%下降到33.8%，如果计算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种植业净收入，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更低。2014-2015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7.6%，而经营净收入的贡献率只有28.6%。农民收入增长高度依赖于工资性收入，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越来越小，比重越来越低，这是不正常的。

　　未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市民化的加快，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市民化后收入的计算问题。过去农民到城里打工，工资大部分流回农村，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工资性收入是算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把他们统计为城镇居民后，从统计上看，他们的收入是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农民的家庭收入。这样，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会下降。农民增收将更多地依靠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二是农业盈利空间问题。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看，价格有天花板，成本有地板，成本在不断上涨，现在相当一部分国内农产品价格超过国际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农产品涨价和盈利空间会受到限制。比如，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三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玉米的生产总成本平均每年增长10.5%，比GDP增长速度还快，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年均增长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长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长14.2%。这期间农业生产总成本的上涨中，45.4%来自于人工成本，32.4%来自物质与服务费用，22.2%来自土地成本。目前，土地流转成本大约是800-1200元/亩，种粮食一年的收入才几百块钱。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过去我国的人口、资金、技术都是由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单向流动。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一是由农村往城里迁移出现了速度减缓的趋势。2001-2002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万，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万，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万，不到200万。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速在下降。

　　二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虽然从目前来看还在加速，2001-2005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每年下降1.04个百分点，2006-2010年每年下降1.62个百分点，2011-2014年每年下降1.8个百分点。但是，这种加速下降的态势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基数越来越低，2014年已经在30%以下；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转移速度在下降，城镇化速度在减速，未来劳动力转移速度也会下降。我估计，未来15~20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将逐步放缓，预计到2030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将下降到12%左右。

　　三是资本下乡、技术下乡、人才下乡的速度在加快。未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双向城乡一体化。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双向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