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上海老弄堂急需保护
个人简介：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市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主要事迹：
阮仪三
“上海原来划了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比如外滩、龙华、提篮桥等。其中并没有石库门保护区。五年前，我做了上海石库门的情况调查，提出扩大保护区的范围等建议。当时调查下来，上海还有150多处里弄可以保护。”
“五年后的今天，我发现那些里弄已经拆掉了三分之一。比如说，上海最早出现的石库门里弄之一是苏州河南面的"西斯文里"，它现在已经被拆光了。好在"东斯文里"还在，不过也在拆迁准备中。在我的呼吁下，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后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及时叫停。不管怎样，先把它留下，留下来再谈。”
采访著名建筑学家阮仪三教授，他开门见山表达他的急切，呼吁要保护上海的弄堂。
目前上海对老弄堂的保护，被概括为四种：一是以新天地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二是以田子坊为代表的商民混居模式，三是建业里的推倒重来模式，四是步高里的改善型修缮模式。究竟哪一种更好，或者有没有第五种更好的办法，目前无法达成社会共识。
在阮仪三看来，新天地纯粹是商业房地产开发。田子坊模式是无意中形成的，“居民们把房子出租开店，演变成以艺术家为主的开发形态。原本我很赞成，对里弄保护有好处。不过现在有点走过头，商业氛围太浓”。
再说步高里模式。阮仪三还记得，当时刚刚修缮好以后，居民们欢呼跳跃，都兴奋地说好。但如今发现，怎么修也改善不了居住环境，就开始抱怨了。他认为之所以会有抱怨，是因为根本问题没解决。这些弄堂的老房子，原本是一栋一户人家，现在一栋住着七八户人家，需要七八只马桶、七八个灶披间，房子当然怎么都修不好，反而还破坏了结构。他认为应该恢复到一栋房子一户人家居住，再谈修缮，那么居住环境才能根本改善。“这也是我理想中的里弄保护样式。由于现在没有好的石库门房子做样板，大家总是误解弄堂生活一定很差。但我发现还是有不少老外喜欢租这些弄堂老房子，他们就是一整栋租下来的。”
还有就是建业里。大方向上确实是恢复了一栋房子一户人家，符合上海人的理想，但它完全推翻重造，阮仪三对此表示已经做过批评不想多谈。
建业里位于上海建国西路岳阳路口，据说它是上海现存最大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建筑群，占地2万平方米不到，曾有居民3000多人。2007年，建业里改造保护项目启动。记者在建业里看到，面向建国西路的一扇大门半开半掩，有保安看守，不随便让外人进入。记者只能在围墙外面一睹风貌。新的建业里，乍一看似乎仍然保留了清水红砖、半圆拱券门洞等特色。有网友说许多细节和材料已经与原来不同，但周边居民一致认为“看起来和阿拉印象中的老弄堂一样。”路口书报亭的老板说：“现在这样重新造了一下，我个人感觉外观上与原来也没什么区别，肯定越修越好，以前里面很乱的。”西弄旁边小区的看门人也说：“建业里的老弄堂我以前一直穿的。没改造前里面设施老旧，居民生活不便，还用马桶。老房子结构不牢的。现在从外面看房子变化不大，外墙颜色比以前要新。”不过看门人特别指出，房子栋数明显比以前少。以前的老房子间距太近，现在扩大栋距，亭子间、客堂间变大了。以前沿着建国西路的房子都有天井，现在也都敲掉了。
沿着建国西路，从岳阳路移步到一公里外的陕西南路，就是步高里。同样是老弄堂，步高里采取的是改善型模式。50多岁的徐阿姨说，这里几年前大修过一次，每户人家的灶披间有人来重新装修。地上、墙上铺了白色瓷砖，天花板重新粉刷，还装了抽水马桶。“比以前好点，但是一到下大雨，房子还是会漏水，结构摆在那里，修了几次都没用。”
住在9号甲的居民宛永利说的更直白：“老实说我们这里再怎么改建，居民还是想拆迁。地段虽好，但是生活设施怎么修还是不方便。如果一户人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政府很好地来帮你装个马桶，但是马桶只能装在自己家里，本来很小的地方又占掉1个平方米。”宛永利希望步高里最好能改建，然后作为单栋房子出租或出售。
暂且撇开其他争议，某种意义上，建业里的改造模式迎合了某些老上海人的心理—能不能有一种住宅，既保留老弄堂的空间布局、邻里关系、穿弄堂的趣味，又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为什么大家对老弄堂、对石库门会留恋？阮仪三认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情结在里面。与其说这是对老弄堂的怀旧，不如说这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们更加渴望小尺度、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石库门形式是合院式的，有内天井。合院式是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也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以家庭为核心的居住形式，它充满着温暖的家庭氛围。中国传统居住形式在北京，是四合院形成胡同，在苏州，是厅堂住宅形成街巷，在上海，就是石库门形成里弄。它充满着良好的邻里关系，由此形成胡同情结、街巷情结、里弄情结。
这些情结是对我们现代化居住的批判。现代的房屋讲究容积率、采光、楼层，等等。房间是用起居室、阳台、卧室来命名，完全是功能型的。现代房屋忘记了中国人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家庭成员的互动和邻里的关系。中国人传统居住的客堂间、两厢房、前厅后堂，首先尊重家庭的集体活动,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彼此照应。合院式房子前门对着后门，前门的阿姨、后门的奶奶可以相互照顾，它充分尊重家庭的伦理关系、亲戚关系。这是现代化公寓不具备的。
关于怎样保护好这些里弄，阮仪三认为关键是三点；一是政策重视，要有保护政策，而非拆迁政策。上海究竟还有多少好的石库门房子，先调查后圈起来，别轻易动，这是底线。“我看了今年的城市规划纲要，特别提出零用地，在全国都是首创，非常好。然而我又担心，真的一点都不建吗？建的话，土地从哪里来？会不会拆老房子？”第二，人口如何疏解，拥挤在一起的弄堂居民到哪里去？第三，保护还是要有钱。
上海弄堂在减少消失的不只是建筑样态
如今的微信上，遍布着“上海弄堂的故事”，各种有滋有味的图片、市井动人的叙事，描述中夹杂着上海的方言、家长里短、一波三折，几乎成为上海人必转“神帖”。
解放初，上海旧市区范围，仍有9214条里弄，里弄住宅达20万幢，建筑面积1937.2万平方米，占全市总住宅面积一半以上。
如今上海的弄堂正在逐年减少。
这些现象当然可以理解。小点说，弄堂逼仄的生存空间、不方便的生活设施，已经不适合现代人居住。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居民内心的渴望。往大点说，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合理的空间布局与城市发展、功能重组息息相关，指望今时今日，弄堂还像上世纪一样，遍布大街小巷，已经不现实。
连着好几天，我们走进几条上海弄堂，与那些依然住在弄堂里的居民们聊聊天，倾听他们真实的所需所想。穿过微信上那些家长里短的喧杂滋味后，我们依然逃不过这样一个命题：弄堂的未来，城市的发展，究竟该遵循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近代上海经济发达，弄堂的狭小区域内，形形色色的交易、小商小铺的叫卖，形成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养成了上海人讨价还价的精明、识货明理的眼光。有学者指出，上海弄堂的居民，区别于北京的胡同，人们不可能过着喝茶、听戏、遛鸟之类的闲散生活。做工、谋生、求利，才是上海居民的生活核心。商业繁荣下形成的一些价值观，是上海弄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记者在长乐路瑞金路口的高福里逛了老半天，终于找到一条尚存的“弄堂小店”—胭脂店（沪语中指杂货店，同烟纸店）。
靠窗一列玻璃柜，墙头几排木头架，门旁一台老电视，只要一眼，就可以望穿整个胭脂店。邱师傅上着衬衣，下穿米色西装裤，如往常一样，正坐在店里看新闻。
躲在高福里弄堂口一家饰品店后的胭脂店已有近30年历史，“阿拉是周边第一家”，邱师傅说来颇为得意。最早，邱师傅是卖茶叶和饮料的。“当时生意很好的，都是一黄鱼车一黄鱼车进货的。最早两块一盒纸头装冰红茶，阿拉是100箱、200箱进货。现在进货，一盒子也卖不脱。”
闲聊时，过几分钟便有弄堂居民或是周边做生意的人，来买包烟、买瓶可乐、买点饼干，但据记者观察，外来人口居多。还有人时不时来“换零钱”，邱师傅似乎早有准备，从一边拿出两张50元帮人换散钱。两个人没有过多言语，彼此点个头，邱师傅就立马换给了他。
采访当天，邱师傅发现楼上居民家窗外落水管漏水，担心会影响弄堂居民走路，他自己打电话到房管所请人来修。中午修理工来了，但邱师傅在休息，店门没开，工人就写了张条子夹在他店窗上。
这样邻里间和睦共处，彼此体谅，现在已经很少见。
弄堂前的瑞金一路沿街原本就开有很多店面。当地居民说，弄堂口左右两边原先有两间胭脂店、酱油店，对面是一间南货店，隔壁还有面包店。但和现在相比，大家普遍认为原来的店铺要好很多，更有人情味。
换句话说，即使保留这里弄堂的原貌，那些小商小铺也已经不是过去的店铺。即使是邱师傅自己，也是靠他名下的前面一排更新换代的现代店铺租金，来维持主要生活，维持这家小小的弄堂商店。喧嚣的叫卖、精明的讨价还价、弄堂门口排队的景象，都不是如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下再会出现的场面。有些东西，只能留存在记忆里。
上海是移民城市，不但各地文化在这里交汇，中西文化也在这里流行。上海对先进玩意的吸纳能力举世瞩目。而弄堂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弄堂里的市民们，接受新事物非常快。尽管弄堂生活的设施陈旧，但他们的内心是现代化的，是多元而通融的。
正逢午后放晴，瑞金一路79弄弄堂口，毛头师傅来到皮鞋摊，坐下和老皮匠随便聊聊，记者就在这时偶遇了毛头师傅。
“小时候，父母、兄弟姐妹和我都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亭子间，共7个人，很拥挤。”记忆中和弄堂里的兄弟会相约一起斗蟋蟀，有时出弄堂抓龙虾，有时结伴去黄浦江里游泳。一到夏天，大家都搬椅子到弄堂口的上街沿“噶三胡”（沪语“聊天”的意思），乘风凉，人和人之间，关系很紧密。
那些一同长大的同龄人，如今大部分都搬进了新公房，把老房子租出去，那里毕竟设施更好，不用倒马桶。
令人惊讶的是，记者本以为，弄堂的老居民，可能维持着老上海人的生活作息。没想到毛头师傅非常“与时俱进”。
60多岁的他，每天晚上都要到半夜2点睡觉，早上9点起床。“电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毛头师傅说，以前晚上搬凳子到上街沿噶三胡乘风凉，现在他喜欢在家里吹空调上网唱歌。最近还新买了苹果设备，正自己上网查资料研究。
谈及未来养老，毛头师傅希望早日拆迁，分到一套自己的房子，改善住房条件。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毛头师傅已经预测到，今后搬到公寓房后会很孤独，邻里间会更加生疏，而且地段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年纪大了，肯定是越来越怀旧的，到时候也定会怀念现在的里弄生活，但总是会慢慢适应、慢慢习惯的。”毛头师傅淡定地总结。
也许真的是“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城里的人想出来”。在怀旧的邻里关系、孤独但方便的居住环境中，相当部分老人宁愿选择后者。对物质生活的向往和期待，超过其他。
逼仄狭小、局促嘈杂的弄堂，道出了上海人拥挤的生存现实。但这些现实困境，也造就了上海人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居民们为了居住舒适，对房间做合理布局的调整改造。上海人的灵活和创造力，大概也是被这狭小的居住空间逼出来的。
再来说说与毛头师傅聊天的老皮匠。
背靠弄堂口的垃圾箱房，两把老式竹凳，地上简单成列一副副捆绑归类的鞋垫，一台老式黑色修鞋机器放置在简易木箱上，一旁墙面挂有一排皮带，也是老款，看起来扎实耐用。一盒蓝色的工具箱打开着，盖上附有“上光皮鞋油”几个字。一旁还有一只老式棕黄色热水瓶和保温杯。地面零星散落黑色的皮料条、边角料。这几乎就是老皮匠全部吃饭家当。
“我16岁左右开始出来做，今年71岁。在这附近前前后后摆摊40余年。”就是这样一位见证周边里弄兴衰的“老上海”，其实并没有上海户口。
老皮匠的父母来自农村，早年来上海务工。老皮匠小时候住在上海亲戚家，也是老式里弄房。现在年纪大了，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租一间房。两个小孩，女儿在上海开店，儿子在农村。
“石库门房子就是这点好，大家比较谈得来，比如今天这家烧点什么、那家烧点什么，互相吃一点，客客气气。有的时候有事走开一下，叫人帮忙看个摊也很方便。”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弄堂里大大小小整修过两三次，多为外墙翻修，房子里楼梯地板补补弄弄，但这么多年，都还一直用马桶，没有独立卫生。“我习惯了也就算了。反而外地人要求高，不习惯的人都搬出去买新公房了。”
很多人都怀念老弄堂里的人际关系。但事实上，记者发现，即使保留弄堂的建筑形态，新搬入的人际关系也不同往日。现在的79弄外来人口较多，流动性很强，彼此之间谈不上熟络。
隔壁的另一条弄堂中和长乐路居委李老师也提到相似的问题。她说，这一片区的邻里纠纷，主要发生在新住民和老住民之间。由于这一地块早期动迁走了一部分居民，有些房子自然而然空出来了，一些流动人口就住了进来。有些新住民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有的会高空抛物，诸如排泄物之类。私拉电线的事也时有发生。他们不会像以前老邻居那样谦让，这让居委会格外头疼。
李老师说，周边十余个里弄，居住着约1350户人家。“高福里算是附近条件最好的一个里弄。这里每号都设有独立卫生。周边几个还在用马桶。”
李老师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再老都应该保留，外国人来上海不是来看你的高楼大厦，这些他们都有。他们来就是想看些老东西。她告诉记者，高福里现在也有外国人居住。
然而建筑保留之后，老弄堂的人际关系、邻里文化，依然能够保留吗？今天的年轻人又能在老弄堂里看到什么呢？
物以稀为贵，人们开始怀念弄堂的生活方式，说它是上海人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场所、是上海近代文明的象征、是上海人的根。如何保护上海的弄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记者的发现是，在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里，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已经不在。
1999年，太平桥地区改造项目“上海新天地”工程开工。老弄堂被改造成集餐饮、购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休闲文化中心。直到今天，新天地即使成功实现了它的商业价值，不少专家依然提出疑义，觉得那只是留下老弄堂的皮毛，挖去了它的内核。这已经不是上海人传统意义上的“弄堂文化”了。只是表面上保留了上海老弄堂的建筑特点，内在是清一色的现代设施、现代生活方式。
然而记者在现场的采访，虽然不够完整、全面，但多多少少还是反映出一个共有的命题—即使是上海仍然留存的“真弄堂”，那些过去核心的文化内涵也已经不再。上海人特有的邻里相处、特有的弄堂游戏方式、特有的商业经济，全都在时代的浪潮下不可回溯。真弄堂尚且只剩皮毛，保护后再生的假弄堂又能如何苛求？
有人说弄堂本身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含义，是一种不虚伪、不造作、柴米油盐的生活态度和温情待人的处事方式，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在弄堂里，十几家人共用厨房、洗手间、晾衣绳，彼此没有隔阂，这是弄堂文化的真生活。然而对现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可复制的生活样态。因为，更宽敞、舒适的生活，更自由、独立的个人空间，是每一个现代人的追求。再加上青壮年们忙碌的工作节奏，早出晚归的作息时间，弄堂文化代表的老上海市民生活，或许只能停留于虚拟的想象与传播，散见在各种文学样态和博物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