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明确，外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按照入股时该机构类型实施监督管理，不因外资入股而将中资银行变更为《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所规范的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

      吴琦对此分析认为，银保监会要求按“出身”来划定金融机构类型，是为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提供明确而稳定的制度预期，为中外资创造统一、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避免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后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可能形成的负面冲击。

      此外，吴琦强调，进一步扩大开放后，金融业务的交易结构将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等特点更加突出，对金融监管也造成较大压力。按“出身”来划定金融机构类型，可以保持金融监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比如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资产价格和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

      银行业“外资化”不会发生

      谈及扩大对外开放，担忧“狼来了”的声音再次出现。有观点认为，基于部分拉美和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案例，扩大开放会带来银行业的“外资化”。对此，银保监会强调，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监管能力不断提升，监管手段不断丰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的话语权逐渐增强，具备了有效防范风险的能力。同时，多数业内专家认为，目前对于我国而言，需要重视的不是过度开放的问题，而是开放程度还不够的问题。

      “对银行业‘外资化’的担忧，似乎是有些多虑了。”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银行业“外资化”现象不会在我国出现。

      从内部来看，我国银行业已进入稳健经营发展阶段，整体实力今非昔比。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银行业不会出现风险恶化、需要大规模引入外资、通过财务重组或收购兼并等方式来改良整个行业的需求。从外部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先进商业银行虽仍保有质量上的优势，但已失去规模上的优势，难以在不具有压倒性资本优势的局面下使我国银行业“外资化”。

      连平表示：“境外机构大规模持股国内大型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逐步提高对中小型银行持股力度的可能性会相对更大一些。”多数业内人士也认为，外资对大型银行实现控股难度较大，而对中小型银行而言则不排除外资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可能。

      此外，《金融时报》记者获悉，我国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正向精细化方向转变。例如，之前对外资入股是单一地看股比限制，未来可能更多地考量外资股东的资本水平、在当地的业务优势、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状况、会否挤占少数股东利益等，从多维度考量外资银行经营发展情况。

      利好中资行机制改革和治理完善

      更多的外资进入以及银行业的扩大对外开放，将对中资银行影响几何？“外资更多地进入我国银行业，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多的先进从业经验供中资银行学习，并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服务效率，促使中资银行迈入成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外资更多地参与到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当中，有助于加快中资银行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曾刚认为。

    此外，业内专家表示，近年来，在强监管背景下，中资商业银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明显提高，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为中资银行补充资本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渠道和便利。

      在连平看来，市场上若更多出现一些具有外资色彩的中小银行，可能会较好地发挥“鲶鱼效应”，有助于推动银行业市场竞争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银行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当然，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也使中资银行需要面对一些新的挑战。吴琦认为，这其中包括理念、规则、模式三方面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将更加直接，金融业务的交易结构将更加复杂，跨国别、跨市场的特点将更加突出，资本跨境流动日趋常态化，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琦认为，相应地，中资银行应在竞争中掌握主动，即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自身对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趋势、区域风险特征把握较为准确以及在客户、渠道、数据等方面的优势，在竞争中赢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