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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城市规划,不要鸟瞰要“人看”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6-09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这个命题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随着城镇化率跨越50%的历史性门槛,我国进入了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如何治愈困扰人们的种种“城市病”?如何建设更宜居、宜业的城市?智慧城市如何更为智慧?为此,《解放周末》专访了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吴志强。

  城市规划不是让大家坐在一旁欣赏的

  解放周末:在很多人眼里,城市规划就是盖很多房子、造很多马路。在您心目中,又是如何定义城市规划的?

  吴志强:我从小是在上海南京路附近长大的,1978年参加高考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志向是要把南京路建造得更漂亮,于是我选择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当初的这个想法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进了大学以后,我渐渐发现城市规划不是简单地盖很多房子、造很多马路。学校里的老教授对我们说,城市规划师就像一个指挥,你指挥的时候下面有小提琴、大提琴,有管弦乐等等,你要让不同的部门紧密协同,才能奏出最美妙的乐曲。我发现,城市规划确实要和很多的专业部门打交道,包括给排水、建筑、交通、绿化等不同部门,你才能设计出自己的作品来。

  解放周末:把城市规划师比喻成指挥,挺形象的。

  吴志强:但很快我又感到,城市规划远远不止这些。后来我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时,发现他们和我们学习的内容很不一样,他们不学习给水、排水、电力、交通、绿化、建筑这些知识,而是学习大量的社会学知识。

  城市规划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什么。因为城市规划不是你的作品,不是让大家坐在一旁欣赏的,而是老百姓要生活在其中的,是老百姓每天要用到的。城市规划完成之后,要让住在其中的人感到满意。

  解放周末:社会学让城市规划具备了一种人性的温度。

  吴志强: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社会学并不能解决城市规划的一切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城市规划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是什么呢?是全球的资本。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资本被一些大财团所控制,导致城市的形态趋于统一。比如,三菱汽车的4s店,全球都是一样的;麦当劳的店铺,也都是全球一样的。决定一个城市“穿”什么样的衣服,除了它的修养以外,还取决于它的经济能力。

  当然,还不止这些。现在,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城市问题是空气污染,是pm2.5,但城市规划的教科书里并没有pm2.5的知识。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师不学习这些知识,他又怎么去帮助人们解决pm2.5的问题呢?所以说,城市规划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又是一门发展非常迅速的学科。

  解放周末: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规划?

  吴志强:我认为,归根到底,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一个让老百姓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尽管城市规划的定义在不断演变,但不变的是人的需求,是人对城市的美好梦想。

  从一个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个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猪身上一样荒唐

  解放周末: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关键词是“城市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城市病”有哪些?

  吴志强: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一座新城的中心地段,挖了一个5平方公里大小的人工湖。这个湖如果只有50平方米那么大,那是合理的,湖在中间,人可以围着湖活动。但这个湖一旦被放大到5平方公里,就意味着城市里所有的交通路线都要围着湖运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城市的交通脉络会被巨大的湖所割断,无法畅通。

  再比如,有的城市道路规划得太宽,把路网搞得太大,两条道路之间小路通不进去,很多小路都被阻断了,反而更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就像只有大的动脉,缺乏毛细血管,道路也是无法通畅的。

  解放周末:这些“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吴志强:197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今天,我国的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55%。我们用了短短38年的时间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再来说说“城市病”的根源。

  首先,人们对城市发展的规律不了解。因为今天的城里人,可能爷爷奶奶辈甚至父母辈都是在农村生活的,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久。我们都以为城市是我们造的,而没有把城市当成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因为不知道城市自身是有规律的,所以造成人们在城市里随意建造,随意破坏,今天建,明天拆,以为它是一个随便你摆弄的东西。又因为你不认为它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不尊重它,缺乏敬畏感。

  其次,城市规划师常常不受尊重。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领导在哪里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就要求规划师依样画葫芦造一个,他以为这是可以随便“移植”的。事实上,城市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智能生命体,从一个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个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猪身上一样荒唐。这样的情况发生多了,不少规划师就开始灰心丧气,失去信心,最终把自己沦为被动的绘图员,领导或开发商说什么,他就设计什么。

  这就是城市规划所面临的中国式难题,也是我们所遭遇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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