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全国城市重新划定为五类七等。旧标准中，城区人口超过100万就是“特大城市”，修改后的标准被提高为500万以上。如果按照住建部对城区人口数量相对权威准确的界定，属于“特大城市”的有重庆、天津、武汉、成都、南京、沈阳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北上广深被增设为“超大城市”。其他大部分城市则在新序列中相应降级。1980年旧标准确立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9.39%，而这一数字于2014年已经达到了54.77%。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城市化既是一个普遍扩张的过程，人口的流动和聚集推动了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明显增长，同时也是一个分化的过程，因定位、功能和区域差异化产生的不同资源吸附能力，逐渐形成了今天五类七等的格局，这种分布也是大部分中国人所处的生活空间。过去30年，城市化从一个管理规划的概念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外延，它对中国人心理结构和精神世界的形塑与影响也发生改变。
城市生活的秩序
2011年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城市型社会为主体取代了乡村型社会为主体。城乡二元对立开始倾斜之外，城市之间的深度分化也更加趋于稳定。以“x线城市”的划分方式为表征，这一最早由房地产行业提出的市场概念并非确切而权威的界定，但却更能对当下生活背景进行直观描述。
这种稳定的结构使得城市生活看起来更有秩序性，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分别对应何种工作节奏、生活方式、社会标准以及房价，逐渐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具有高度共识的模式化想象。比如一线城市通常与压力和机遇相关联，二线城市是大多数关于幸福感的民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线以下则被认为舒适却缺乏活力。
基于这种看起来秩序井然的划分，每一个准备“被城市化”的人，都可以找到他所愿意承担的生活和期待的图景。选择不同的城市层级需要具备的教育背景、资历和技能都有了大体明确的标准，上升的路径和所能达致的阶层高度也有了更多局限，进入城市的未知感逐渐下降，不再意味着闯荡和冒险，而是注定的路途。这种确定性催生了稳定的心理结构，既然社会的整体趋势是更多人要走向城市，而且细化的城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生活图谱，人们对脱离乡土的不安和不适也由此减弱，来不及多想，便快速加入奔走的人群。
这与城市化早期显然有所不同。如果从人口学的层面看，城市化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带来的不仅是人口空间布局的变化，更是一种社会关系、阶层结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与西方国家城市化背景不同的是，中国有着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来区分城乡人口，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政治的不平等使得身份转变具有了更多的附加价值。另外，在人口流动中，还有城市人口的“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区别，“外地户籍”虽然也是城市人口，但和农业户口一样，同样被剥夺了在工作、生活的非户籍所在地城市的一些“市民待遇”。
城市化演进
1980年代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是改革重心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这一现在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在80年代初期不足200万，地域上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却是一个趋势的开始。为了获得比从事农业更多的经济收益，他们进入建筑、纺织、冶金、煤炭、化工、环卫等行业的底层工作领域，但由于他们无论从心理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处于“离乡不离土、进厂没进城”的阶段，所以，无论是自我还是他者认知，他们都不属于城市中的社会下层，对他们的身份和阶层评价更多仍是乡村维度。抵达城市，不过是寻求摆脱长久以来被禁锢在土地上的束缚感和通过劳动获得更好生活的优越感。
与此同时，教育机制为农村人口完成“城市化”提供了另一个通道。随着70年代末高考制度的恢复，升学成为更加体面的城市化方式。计划性就业分配意味着拥有学历，就可以完全获得城市身份和相应的特殊优势。城市和乡村在这一阶段承担的功能非常明确，可以尝试、进取，也可以退守田园，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
90年代是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民营经济受到鼓励、工业化发展加速，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数目增多。90年代全国新设了200多个城市和8000多个建制镇，这些城镇的设立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从1989年的3000万人猛增到5000万~6000万左右。
工业化加速使得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开始出现松动，整个乡土中国弥漫着 “走向城市” 的心理冲动。城市外延的扩张发展同时导致了郊区城市化现象的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将郊区城市化所席卷的人群称为被动城市化者，与农村流动人口不同，他们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可走，否则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们只能利用城市扩张的商机，充分发挥其所在的区位优势获得更多的收入。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对城市化的依赖性都比80年代变得更为强烈。
进入2000年，外出农民工已接近1亿人，此后十余年，数量急剧膨胀，至2014年达到了2.69亿人。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性趋势明显，从以前男劳动力外出独闯，演变成夫妻二人同时外出务工以及携子女外出的形式。“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对城市形成了全面的社会依赖关系和诉求，而相应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却无法有力支撑。城市，日渐成为一个资源争夺的场域。
这一时期，流动的农村人口才真正感到自己属于城市的边缘性群体，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衰败的乡村也已然不是一个可供退守的长久之地，他们能够更加自如地应对候鸟式来往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但心理挪腾空间更加逼仄。他们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却没有在制度、社会地位乃至某些生活和文化层面实现城市化。用“杀马特”来描述“城乡结合部”气质的青年群体，即是他们在生活和文化层面“半城市化”的一个反映。而通过教育通道进入城市的人所面临的境遇也在发生改变，大学扩招稀释了学历的含金量，上一代大学生的整体优越性只有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则要走向“民工化”的生活，从事不稳定、低收入、无户口的工作。
3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是人们对城市的依附、诉求和欲望越来越大、距离传统生活越来越遥远的过程。这种嬗变逐渐固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心理结构，重新塑造了人与自我、他者和乡土的关系。
疲倦却又无法抽身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中进行资源的此消彼长。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与联系越来越少，整个农村社会裂变为相互疏离的原子化状态，农民对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认同日趋衰弱，村庄的公共规范日渐解体。基于血缘和姻缘的交往开始减少，更多从乡村走出来的女孩子希望在城市中建立家庭，单身男青年则面临找不到对象的窘境。
当乡村原有的纾解渠道、组织家庭的方式变得不可依赖，只能转向去城市寻找。也就是说，除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生存需求之外，城市还必须满足他们更高层次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而城市在扩张式发展的过程中，由金钱和权力配置资源的体系变得更加强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和货币属性更加赤裸。
一个旧的社会秩序崩溃，新的秩序提供了物质层面更高质量的生活，却很难承接精神关怀的功能。压抑真实的自我，才能更快地加入前进的洪流。
人与乡土的关系也在发生改变。无论是通过接受教育还是打工进入城市，一个人越快脱离对故土的心理依赖感，才能越快适应城市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是一个去本土化、撕掉标签的过程。然而，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却使这一过程遭到了阻力，与“冒险”、“淘金”时代“英雄不问出处”的蛮荒生长态势相比，城市化的活力实际上在降低。出身，与一个人在城市中所能取得的成就越来越有关联。而本世纪初的教育产业化发展、近10年来房价的失控性上涨，使人在处理自我与乡土关系时更加被动。供养一个大学生让很多农村家庭陷入举债和赤贫，很多人一毕业即要进入还债和补偿的超负荷模式。而高企的房价掏空了大部分普通家庭，想要在一线城市拥有稳定的生活甚至需要举家族之力才能完成。在独立性丧失的情况下，便很难享受现代生活自由、释放的一面。
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场景的改变则更为直观。交通拥堵、空气质量变差等一系列所谓“城市病”蔓延到更多的地域，田园牧歌只能作为想象。自然，不再是一个生活空间，而是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人与自我、乡土、自然之间扭结的关系，反映在共同的情绪上便是压抑、焦虑、缺乏安全感。总体来说，就是有强烈的逃离冲动，但却只存在于潜在心理。逃离“北上广”的呐喊在白领中弥漫，在快节奏的工作与高压力的生活下，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却找不到目标，寄希望于移居到中小城市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然而逃离“北上广”的浪潮还未散去，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又开始逃回“北上广”。与高房价、户口歧视相比，回到家乡后所体验的巨大落差带来的是更强烈的无所适从。大城市的吸引力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生活质量和公共产品的充分多元，更在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科技和理性之光，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的释放。过去30多年，城市相对于乡村获得了压倒性的资源集中优势，而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空间；离开，即意味着脱离社会主流和中国的发展前沿。城市化已经是人们心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仅用3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而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和现代人格还没有完全形成。只有当“城市文化”与我们所怀念的乡土中国一样，能够延续集体记忆、传承价值、简约人际的时候，城市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才能保持协调步伐。在一个安稳、松弛的心理状态下，我们才会更清楚要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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