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建议》明确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我国依托公共资源设立的大部分高等级景区将从“准公共产品”逐步过渡到“纯公共产品”。从试点开始，循序推进，以点带区，连区成片，合片成体，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创建的必由之路。
西方世界关于国家公园的思潮和理念传入我国始于上世纪初，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从1931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计划以太湖为基地，仿效日本创建国立公园的最初尝试，到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郑重发声，中国数十年间不断探索着国家公园制度的落地实现。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部委联合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创建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建议》）明确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怎么建”“谁来管”的问题亦已有了数十年的讨论与争论，成果丰硕。如今，在政府高层强力推动与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创建话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呼之欲出，成为“十三五”期间引人注目的改革焦点之一。
三个原则：从国际经验看国家公园体制创建
自美国于1872年建立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后，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及亚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仿效其做法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公园。截至2014年，全世界已有超过150个国家建立了至少5000处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标准的国家公园。由此可见，创建国家公园体制已经成为国际上对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与利用的通行做法。纵览国家公园开发的国际经验，概括而言，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有三大原则：以人为本、国家主导、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是国家公园最基本的原则和属性。IUCN将国家公园定义为“提高精神、科学、教育、娱乐及参观的基地，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及娱乐活动的保护地”，其设立是为了“保护一部分有独特自然文化价值的地区，排除更多的人为干扰，满足当代人欣赏、了解自然文化价值的需要，并且为子孙后代尽可能留下一份未被人为改变的遗产资源”。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游憩权利，实现宝贵自然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显然是各国设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这一理念与《“十三五”建议》中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表述不谋而合，即“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我国依托公共资源设立的大部分高等级景区将从“准公共产品”逐步过渡到“纯公共产品”，其饱受诟病的多头管理体制与高额票价等顽疾将受到直接的挑战。可以预见，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创建不仅会使中国公民的旅游休闲权益得到极大增进，还将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主导”主要体现在国家公园统一的命名体系和管理体制之上。美国专门成立了从属于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来对国家公园管理体制进行监管。在该体制中，实际上存有20种名称不一的公园单位，如国家战场、国家历史公园、国家保留地等，同时配套有强力而完备的法律保障。这种国家主导下的统一管理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带来了品牌的集聚与放大效应。如今，美国的国家公园真正成为了其国家形象的一部分，黄石、大峡谷等国家公园更成长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另一方面，国民游憩权得到国家的尊重与保障，辅以国家公园内爱国主义教育体验环节的设计，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同时也成为对外输出本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事实上，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本就是世界各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而这也成为了一个自然而普遍的结果。
国家公园制度虽然发端于美国，但在世界各国的学习与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这体现了国家公园的“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上海交大周武忠等的研究，目前共存在四类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一、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树立国家认同为核心，将国家公园视为树立国家自信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以强大的中央财力和完善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公园体制的存在、运行与完善。二、以自然游憩娱乐为驱动的协作共治共管模式。该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中央政府多扮演协调的角色，调动多方利益相关者来对国家公园进行管理并实现利益的共享。三、以自然保护运动为发端的属地自治管理模式。澳大利亚是此类模式的代表，与其行政体制和立法结构相关。国家确立“保护自然”的总体原则，在不违背本原则的前提下，各州可发挥自主权力选择国家公园的具体管理模式。四、以自然生态旅游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本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和芬兰，在尊重自然属性的前提下，侧重于挖掘国家公园为公民游憩提供生态服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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