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称号以来，各地游客便不断涌向姓氏桥。
马来西亚乔治市的“姓周桥”在获得世界遗产的称号后吸引了大批游客。历史古宅现在变成了挂满霓虹灯广告的商铺，曾经的渔民转而兜售T恤衫、小商品和明信片。旅游巴士一大早便把度假游客送到这里来，直到天黑了才消停。
游客每天不断涌入显然造成了不良影响：沿街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禁止拍照”的标记到处都是，住户一看到外国面孔转身就不见了。
“我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不是猴子，这里也不是动物园，”在姓周桥住家外开了一家纪念品店铺的李佳蕾（音译）说道。
尽管李佳蕾也知道“来的人越多，商家卖出的东西也越多”，她仍希望拿着相机的游客们能够尊重她的隐私，尤其不要在没获得邀请的情况下闯进她家里去。
槟岛乔治市郊区的“姓氏桥”曾是繁忙的海滨中心。一些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和棚屋，沿着带有各自中国宗族姓氏的木制码头延伸开来，它们是很久以前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定居者们最后保留完好的壁垒。
剩下的七座姓氏桥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统治的洗礼，但最近几十年却给这些码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当不断进入的开发商带来的威胁渐渐显露时，这些姓氏桥的所有者们只能向一个地方求助：他们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
马来西亚槟岛尚存的7个姓氏桥之一，姓林桥。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2008年，这些姓氏桥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称号，不过在此之前，为了兴建住宅区，人们已经推倒了两座姓氏桥。
但是，现在居民们却说这一成功和他们的期许完全不符。以前的渔民、生蚝捕手和算命先生都是定期从事各自的行当，但现在纪念品小贩和快餐馆已经深深扎根于此。当地人都表示席卷他们棚屋村庄的旅游浪潮让他们措手不及。今年夏天整个欧洲都回响着相同的抱怨之声，从巴塞罗那到威尼斯等各个城市，都试图寻找旅游业积极影响和无法避免的缺陷之间的平衡点。
“如果不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一切都早已消失了，”姓周桥居民周秀萍（音译）也承认。她回忆起了小时候姓氏桥因年久失修而不断搬家的场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许从拆迁机械下抢救了这剩下的7座姓氏桥，但秀萍说这也“侵扰了我们的隐私。我们的姓氏桥变得商业化，人们正在搬离。在春节和开斋节等节日期间，这里甚至变得不像个住人的地方。”
这些姓氏桥是很久以前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定居者们最后保留完好的壁垒之一。
全世界1052处获得联合国世界遗产称号的著名胜地，都努力在迎合游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保护为其带来名声的文化之间寻求平衡。
始于1972年的世界文化遗产，旨在确认和保护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地点。但是，在提高某个地方国际形象的同时，这一标签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开了商业化的大门，从而削弱这些地方本身的真实性。
“这是无法摆脱的命运：一个地方被选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原因，也恰恰是数百万游客年年涌向这些地方的原因，”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 班达兰2002年在《世界遗产景点的旅游管理》中写道。
意大利作家马可·德·埃拉莫甚至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他在《新左评论》期刊中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这些建筑的同时，也往往让周遭的社区遭到了旅游业的破坏，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来的杀机”。
老挝的琅勃拉邦便是一个例子。这座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镇子约有5万人口，2018年预计将吸引70多万游客的到来。研究人员克洛伊·莫雷尔根据巴拿马古城区写了一篇有关世界遗产称号不利影响的文章，该古城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之后，开始限制穷困的居民进入市区范围，与此同时，市中心却挤满了各地游客。
地理位置不当的博物馆也会对各类珍贵遗产产生负面影响。作家 Lauri Hafvenstein 和布莱恩·汉德沃克也提到了伯利兹大堡礁充满争议的状况，开发商从各处涌来，利用该地区世界遗产称号在网上向他人出售沼泽地。
对乔治市及其姓氏桥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似乎带来了新的生机。1786年，这些姓氏桥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水上基地被修建起来，这些边缘地带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吸引了大批手工匠、船员和商贩。来自中国南方福建省的渔民和搬运工，在这些填海形成的海滨区域开拓出了一片住宅区。每个大家庭或宗族都有自己的姓氏桥，随着亲朋移民而来，这些临时定居点也不断壮大，他们还在这些吊脚楼间搭建了木道，以便相互联系。
姓周桥一位居民在自己历史悠久的吊脚楼住家外向游客贩卖零食小吃。
当乔治市1969年不再拥有自由港地位时，这座城市开始走向衰败，将近30年来一直饱受高失业率的困扰。自被联合国授予世界遗产称号之后，乔治市作为旅游天堂再次获得重生：每年约有六至七百万游客入住这里的酒店。一直以来被当成破旧窝棚和擅居者贫民窟的姓氏桥，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吸引人的景点。
墨尔本大学副教授 Jo Caust 指出，事实证明世界遗产称号“是把双刃剑”。今年早些时候她在《文化遗产杂志》中撰文指出，那些想要从建筑史中获益的政府，往往把这一称号当成潜在的“摇钱树”来申请。虽然转向旅游业能够使社区得到复兴，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计划，这些地方最终会被旅游业毁掉。
“欧洲受到旅游业影响的社区，正努力与失控的旅游业的破坏性影响作斗争。但第三世界遭受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Caust 说道，“开发和取得这一称号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赚更多的钱，还是保护文化遗产？”
2008年这些姓氏桥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称号。
槟城古迹信托会成员梁崇基为把姓氏桥收录进乔治市世界遗产区而四处游说，他也认为当涉及到商业利益时，他们“置保护遗址特性的观念于不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越来越推崇“可持续旅游”的概念，甚至将2017年称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但遗产保护专家表示，这一目标现在仍然难以实现。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尚未出台明确的指导原则或有效办法，来管理世界遗产地的商业化进程，而它提出的可持续性更像是口头说说而已，无法具体操作，”梁先生说道。
槟城古迹信托会表示这些姓氏桥的未来最终掌握在宗族领导人的手中。
但是这些居民对于该地区的未来却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眼红姓周桥的商业转型，有些人则表示担忧。显然不是所有居民都对这些缺乏排水系统等基本现代设施的老房子带着怀旧之情，年轻人更是如此。
住在姓林桥的导游Ang Huah表示，他的解决办法是避免把游客带到他们宗族更安静的住宅区去，转而把他们带到姓周桥去。“那一点都不宁静。而游客们甚至都不会真的买东西。”
秀萍在自己房子外提供家庭寄宿服务，她担心如果宗族不快点做出决策来应对旅游热潮，“这个地方的特征和历史将会消失殆尽”。她表示方案之一是对进入该地区的游客收门票费，以限制游客流量，并创立维修和翻新这些姓氏桥的基金，让这些地方更具吸引力。她还补充说，虽然她们一族的姓氏桥商业化进程无法扭转，但居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事情来确保这些姓氏桥得到更多维护和修缮。他们不仅要为游客考虑，更要为居民自己考虑。
“只有我们能保护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它，”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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