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遗产”，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视精神的凝练与传承。
从故宫、长城到丽江、平遥，从开平碉楼到哈尼梯田，很多中国人都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世界文化遗产。熟悉“古玩”、“文物”的中国人，在过去30年来已经接受了“文化遗产”这个更加宏阔的概念；每次世界遗产申报，都被公众关注。
“世界遗产”这个概念，正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它是一项由联合国支持、UNESCO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设制度，以保存对全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
“自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伴随着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疑问、思辨、探讨和争议从未中断。在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语境的东方世界、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郭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单位，在审定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单过程中作用重要。而郭旃本人曾任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兼世界遗产处处长，亲历了中国多个世界遗产项目的申请。
业界公认的是，世界遗产这一概念的引入，改变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面貌。大多数人也认可它不仅是文化问题，在很多地方已演变为经济问题；而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它还可能牵动国际政治的复杂脉络。
认识文物的终极含义
对于中国高温不退的申遗热，郭旃解释说，这其实是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的一种现象。自1978年开始制订《世界遗产目录》后，世界遗产事业一发不可收拾，“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使它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世界遗产热，使文保单位由“冷衙门”一跃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而在郭旃看来，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使中国人重新审视祖先留下的瑰宝，促动文保界向世界水平靠拢。
所谓“遗产”，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视精神的凝练与传承。
例如河南登封，既有少林寺、中岳庙等不同信仰的宗教场所，又有文化场所嵩阳书院，还有观星台这样的天文机构，如何将诸多建筑归纳在一个主题之下，曾是登封申遗的主要挑战，并导致其首次申遗被暂缓。
最后经过与外国专家探讨，以“天地之中”命名这组建筑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为上古中国“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赢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另一个例子是藏羌碉楼、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炼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
郭旃认为，“世界遗产”的引入，使中国人与世界通行的文化观接轨，从观念上认识文物的终极含义。而世界也通过这种渠道更好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这对于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最近20多年间，中国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遗产的引领方向为重要参照系。
比如，当中国讨论文物保护是否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已经用“文化景观”来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中国文保人士抗议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拆重建之时，世界遗产研究领域又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和保护模式。
中国的文保事业因世界遗产的引入而得到了极大推动推动的另一面，即是冲击。
比如有关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与“重建”，已经蔓延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另一个重大争论是，是否要用“文化遗产”取代“文物”这一传统称谓，“探讨已不止于激烈，而且是很牵动感情了。”郭旃说。
与之相比，地方政府则因世界遗产而大大受益。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都有被世界遗产改变命运的例子。
在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前，山西平遥的三处主要文物点：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城墙，一年的门票收入是18万元左右。1998年，这个数字蹿升至400多万元；1999年是700多万元。从1997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平遥城先后开通了9条公交线路，经停的火车从13对增加到26对。
郭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启动申遗时，平遥当地老百姓并不理解，乃至有抵触情绪和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丽江。在申遗成功前，当地财政收入几乎无法支付公务员工资。而2011年，丽江从旅游收入中获得的古城维护费就达到2.7亿元。
世界遗产改变城市命运的案例不仅发生在中国。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巴克塔普尔王宫，在列入世界遗产后得到了德国人的帮助修缮，最终使这一城区的道路、排水等都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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