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城市群功能互补广州要发挥带动作用

　　8日，第二届“城市观察”圆桌会议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会议以“科学治理·城市发展新思路”为主题研讨城市发展关键问题。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后认为：广州要与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功能互补共享，产业关联，交通一体化。

　　“城市观察”圆桌会议由广州市社科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主办，《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承办。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在会上指出，“城市观察”聚集学界、政界、企业界的精英共同探讨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问题导向”精准解决城市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以此为平台构建城市科学发展的高端智库，发挥咨政建言和舆论引导作用。 南方日报记者 许晓冰 通讯员 程关

　　城市群区域规划应对接，基础设施要互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梳理了城市治理的理论模型与演进逻辑，探讨了城市治理两种模式，即权力等级封闭的模型和自由平等开放的模型。

　　毛寿龙提到，现在的城市治理中时常面临两难问题：交通问题是限制还是开放？户籍是限制还是开放？公共服务是限制还是开放？“就拿我们居住的小区为例，同样面临着治理结构问题，要封闭还是开放都有着争议。”他认为，现代城市是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亦从“统治机器”转向规划支持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城市的去行政化，让城市更多地自治，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他建议，未来城市的科学治理的模式，不能再重视行政级别，应该重视国际化的趋势，遵守通行规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介绍，大都市治理范式内涵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交通、信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共有基础；二是以对话与合作为核心的公共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共有规划；三是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交通全分层布局的大都市圈的共有形态；四是以共赢为核心的共荣体系的共有绩效；五是以大都市治理为核心的范式建构的共有知识体系。他对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三新”特征进行了分析，即基于共享的统筹式治理模式的新模式、基于ICT的智慧型治理形态的新形态、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新机制。

　　唐亚林建议，当代大都市治理已经从弥散型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应在区域规划对接对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开放开发、区域制度深度融合、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多下功夫。“以长三角城市发展为例，就是由项目合作带动的，城市间不仅规划自己需要的东西，甚至规划和周边城市配套的东西，长三角的经验可供借鉴。”

　　增强聚散能力，流动城市是广州未来的方向

　　广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平欣光从跨界、协同、关联、融合的角度对城市新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广州的发展要在全球组织资源，广州的发展要服务全世界。“广州要与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与泛珠地区关联发展，这个是跨空间服务。”平欣光说，“这体现在城市功能互补共享，服务互换，产业关联，治理协同，交通一体化。”

　　“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企业都以在北京有总部为荣，长三角企业以在上海有总部为荣，为什么没有广东的公司来广州做总部？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平欣光说，广州还应以建成总部经济载体为目标，为广东企业总部经济服务，为华南企业总部经济服务，为东盟企业总部经济服务，为跨国公司总部经济服务。“这样才能充分承担广州的责任，同时形成流量经济的效益。”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阐述了广州增强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关键点——增强聚散能力。“聚散能力，我给它概括为一个政府的公共品的建设。”王珺说，“一个城市的聚散能力越强，形成一个有效的流动环境，要素与产品聚散的范围就越广泛。”

　　王珺认为，城市聚散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流动性，以存量吸引流量，以流量强化存量。“货畅其流是广州历史到现在的一个特点，两千多年的广州不衰和它的流动性很有关系，这个优势是不能丢的，流动城市是广州未来发展的重要特点。”

　　如何加强广州在新时期条件下的聚散能力？王珺建议，首先是着力于硬件建设，尤其是边界的网络枢纽性节点。“去年提出建设‘三中心一体系’，核心就是解决聚散问题。”其次是借鉴国际经验规划软件建设，例如商业布局于中心区，研发布局于近郊，生产布局于远郊。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则提出要以“现代”为目标、以“创新”为灵魂，通过树立改革创新意识、城市品牌意识、善政均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城乡统筹意识来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城市。